同治三年三月的一天，苏州城外阴云低垂，淮军大营里却灯火不熄。有人从前线飞奔而来，对着李鸿章跪倒在地，只说了一句：“程军门，在嘉兴城下中枪了。”帐内一片死寂，连风声都像是停了。没人敢接话，因为所有人都明白，这个名声越来越响的“开字营大刀程”，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
要说李鸿章对程学启的看重，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。更早一些，在安徽安庆城下，这个个头不高的“粗人”，在曾国藩、曾国荃眼里，不过是个不识字的叛徒，顶多是个能打硬仗的“虎将材料”。有意思的是，正是在这种“看不上”与“不服气”的纠缠中，一个从乡下穷苦人家走出的孤儿，硬生生闯出了一条血路，最后又在嘉兴城下，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命。
一、穷乡出狠人：从“太平名将”，到背井投湘军
道光九年，也就是公元1829年，安徽桐城会宫镇一个普通农家添了个男孩，取名程学启。这个孩子出生的地方，说不上荒凉，也谈不上富庶，用一句很直白的话概括：祖上十八代没出读书人，更没出过一官半职，到了他这一代，家境已经穷得揭不开锅。
那时的农村，瘟疫、饥馑是常事。程学启五岁丧母，六岁丧父，父母走得干干净净，家中只剩个小孤儿。族中长辈程氏把他抱回家，指望着他能老老实实种地，日后娶妻生子，能勉强把日子混下去，也就谢天谢地了。
然而，这个孩子偏偏不按套路来。长到十几岁，身板倒是不差，就是不肯下地干活，拿起锄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；说让他读书，他又坐不住，识不了几个字。闲下来就往集镇上乱窜，跟一帮游手好闲的人混在一起，时不时也跟人赌两把，干点见不得光的小勾当。不客气地说，放在太平岁月里，这样的人八成要在某个角落里默默混完一生。
到了咸丰年间，局面就变了。遍地战火起，朝廷与太平天国打得不可开交，安徽、湖北、江西一线成了兵家必争之地。咸丰四五年间，太平军打到桐城，“无处不均匀，无人不饱暖”的口号在乡间传开，原本连饭都吃不饱的青年，忽然看到了所谓的“新世界”。程学启当时二十四岁，既无家业，又无指望，听了几场布道，心一热，索性扛起长矛，投了太平军。
这个决定，在当时并不奇怪。许多穷苦人家难以谋生，参加太平军既能吃饱饭，又有出人头地的机会。程学启个子不高，长相也说不上英武，但上了战场，整个人好像变了样。打起仗来不要命，敢往人群里扎，敢趟雨点般的子弹，刀伤、枪伤挂在身上，他也不太当回事。久而久之，身边的兵都知道，这位军官脾气火爆，杀伐果断，真打起来眼睛里是不认人的。
太平天国内部，对立过功的将领向来不吝封赏。程学启跟着名将陈玉成南征北战，靠着几次硬仗打出了名声，被封了个“弼天豫”的爵位。这个爵虽然称不上多高，但在太平军体系中，已经是中层军官，手下管着五百来人，有独立作战的权力，与那些默默无闻的小头目完全不在一个层级。
他真正的转折，还不在于军功，而是在安庆。太平军占领安庆后，叶芸来负责守城，按照太平天国的规矩，男女分营，房事严禁，军纪极其苛刻。对于高级军官，却有一条特殊的照顾——配妻制。叶芸来看重程学启，将妻妹的女儿许配给他，从此结成姻亲。对一个孤儿出身的人来说，这种“承认”和“归属”，其实远比一个爵位更有分量。
咸丰十年，湘军主力压到安庆。城北一线，压力最大，守军与湘军多次在城墙下肉搏。北门守将，就是程学启。湘军一次次冲锋，又一次次被打了下来，伤亡堆成小山。曾国荃在城下看着损失惨重的队伍，心情极为复杂：城打不下来，自己的声望就树不起来，可太平军这么顽强，硬攻的代价实在太大。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个桐城乡人孙云锦出主意，说可以从程学启这条线做文章。没过几天，城下突然传来喊话，声称有人要见程学启。站在城头望下去，一群湘军中间，站着一位年迈的老妇人——正是从小把他拉扯大的程氏。
对于程学启而言，这一刻非常残酷。一边是曾国荃用程氏一家的生死相要挟，一边是叶芸来等太平军系统的严酷军法。稍微犹豫，立刻就会有人怀疑其忠诚。更麻烦的是，安庆城里早就有人盯着他，很快就有人向叶芸来告密，说“北门程某要投降”。
叶芸来火速派亲兵传召，理由是“有大事相商”。平日传令不过两三人，这次却来了大队亲兵，阵势完全不正常。程学启心里猛地一沉，意识到事情已经传出去了。夜色刚一合，他不敢再犹豫，连夜带着百余亲兵翻城而出，直奔湘军大营。
这种临阵倒戈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并不罕见，却往往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。叶芸来马上下令，将程学启的妻子和幼子斩首示众，人头就挂在城门上，给城中官兵看，也给敌人看。程学启后来得知这个消息，一度在帐中呆坐半夜，咬牙切齿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此仇不共戴天。”
这一句狠话，后面在苏州的血案中，似乎有了回响。
二、曾门失意人：被防着用，被逼着闯
从安庆城头跳到湘军大营，这一步跨得不小。程学启身份立刻变成了“投诚将领”。名义上投的是曾国荃，论系统则属于曾国藩大营。问题在于，曾国藩用人有个讲究：出身要清白，人品要端正，最好还读过书，懂些义理。对于早年名声不佳，又在敌军中混得不算低的“叛将”，他打心眼里存疑。
曾国藩心中虽有戒备，却不便明说，只是在安排上时时透露出防范。曾国荃就直得多，不太讲究委婉。有一次他在军中当众说：“降将之用，当留个心眼。”话虽然没点名，谁都听得出来是在说谁。
围攻安庆的湘军大营，按照防务需要挖了内外两重壕沟。内壕里是核心部队和大营所在，外壕则更接近城墙，负责直接防守。程学启的部队，被刻意安排在外壕一侧，既要正面迎敌，又不得随意进入内壕。粮食也不能直接领，都是由内壕用绳索吊出去的。这样的安排，含义再清楚不过——信不过你。
换句话说，他被当成了“可用、却不可亲近”的人。程学启心里不是不明白，只是人在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想要翻身，只有一条路：靠军功说话，拿出成绩来，堵住别人嘴。
湘军对安庆发起总攻那天，他主动请缨。开挖地道、埋设火药、选择爆破点，他亲自盯着。地道挖到城墙根部，火药堆好，导火索点燃，一声巨响，北门一角被直接炸塌。烟尘未散，他已经提刀冲在最前面，带领所属队伍从缺口处翻入城内，与守军近身肉搏。战到最后，北面城头插上的第一面湘军旗帜，就是他的人举上去的。
安庆失守，太平军震动，湘军上下振奋。曾国藩在奏折中，提到攻克安庆的功臣时，对程学启给了“敢死先登”这样的评价，也算是肯定。曾国荃一时也找不到理由再排斥，表面上对他客气了不少。
遗憾的是，这种认可并没有持续太久。三河之战，成了两边彻底结下疙瘩的节点。
安庆战后，湘军乘胜向三河进攻。三河离桐城不远，土地、口音都极为相近，可以说乡邻一片。曾国藩、曾国荃对三河有旧仇，早年一仗吃了大亏，伤亡惨重，这次磨刀霍霍，立志要“雪耻”。战事结束后，曾氏兄弟决定屠城，给天下一个警告：敢反清，就有这样的下场。
对于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人来说，三河城中的百姓，与桐城老家相差无几，很多甚至有亲戚、朋友牵连，血缘、乡情交织在一起。程学启面对“屠城”军令，内心极为矛盾，他公开表示反对，认为没有必要将百姓一起卷入惩罚。
在冷冰冰的军令面前，这种反对就是顶撞。曾国荃勃然大怒，以抗命为由，准备治罪。要不是其他几位将领从中求情，这个“开字营大刀程”，很可能就在三河后被处斩。即便捡回一条命，曾氏兄弟对他也更加疏远，从此重用无望，只能在边缘地带听差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李鸿章当时正在曾国藩幕府中任事。作为湘军系统里最精于谋划的人，他对这场冲突看得清楚：一边是老师坚持的军纪与立威，一边是一个凶猛悍将对于“屠城”的本能抵触。用人的标准不同，观念差别就出来了。
李鸿章与曾国藩确实师生情深，但在用人问题上，两人有明显差异。曾国藩强调“立德立言”，讲究门第、学问，喜欢与读书人打交道。李鸿章则更务实一些，只要能打仗，出身是否清白，早年是否有污点，都不是绝对障碍。程学启这样的人，在曾门是有刺的人，在李营，却恰好填补了一个迫切需要的位置。
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，一个“被曾国藩防着”的投诚将领，很快就成了李鸿章眼里的“宝贝疙瘩”。
三、淮军成形：李鸿章捡来的“开字营”，越打越凶
咸丰十年，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，江南一带局势再度紧张。苏州、杭州周边战火频起，上海也感受到了沉重压力。大量士绅、富商涌入上海租界避难，一门心思想保住这个经济重地。为了加强防务，江南绅商代表钱鼎铭等人跑到安庆，求见曾国藩，希望湘军派人来保卫上海。
在曾国藩看来，上海固然重要，但终结太平天国，关键还是攻下天京。按道理，带兵援沪的第一人选是弟弟曾国荃。曾老九指挥有方，善攻坚，若能在上海一线立功，不失为佳事。然而曾国荃心里另有盘算，他瞄准的是“破天京”的旷世之功，对上海之行兴致不高，推来推去，最终不去。
这一次，轮到了李鸿章。他原本就在曾幕中任职，又是安徽籍出身，与江南士绅相对熟悉。曾国藩权衡再三，下令李鸿章回合肥一带募兵，用乡勇为基础组建一支新军，自行统带赴上海。这支新军，很快有了一个后来响彻全国的名字——淮军。
淮军刚组建时，家底薄得很。“树字营”的张树声、“铭字营”的刘铭传、“鼎字营”的潘鼎新、“庆字营”的吴长庆，是最早的一批骨干。后面又吸收了周盛波的“盛字营”、周盛传的“传字营”，加上零零总总，算下来也就三千来人。以这点兵力，想在上海与太平军十多万主力对峙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
人手不够，就只能向湘军系统要。曾国藩考虑到形势紧迫，咬牙将身边最信得过的两个亲兵营——韩正国和周良才的部队，拨给李鸿章。这两营一直负责机要与警卫，被视作“家丁式”部队，能舍出来，已经算是大出血。后来军中常说，这是曾国藩给李鸿章的“嫁妆”。
不过，真正让淮军战斗力上一个台阶的，却是“开字营”的加入。湘军诸将中，鲍超、陈士杰等人也陆续把些兵力调拨给李鸿章，但最显眼的，还是曾国荃手里的程学启部队。李鸿章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悍将，多次开口相邀。
程学启在曾国荃麾下，已经感到空间有限，加上对三河屠城心存芥蒂，心态上同样有退出之意。曾国荃看他不顺眼，正好顺水推舟，一口答应把“开字两营”划给李鸿章。就在不少人以为这不过是个“粗鲁降将”的时候，程学启在苏南战场上的表现，让包括曾氏兄弟在内的许多人，重新估量了这个人的分量。
同治元年三月，李鸿章带着约六千五百人的淮军抵达上海。此时，太平军李秀成部启动对上海的围困，爵号“忠王”的他，是太平天国后期实力最强的统帅之一，麾下兵力十万以上。上海周边的虹桥、新泾、四江口等地，成了争夺要点。
六月十七日，虹桥之战打响。这是淮军抵达上海后的第一场硬仗，也是淮军真正立足江南的起点。虹桥地势平坦，工事有限，若被太平军攻破，上海门户大开。偏偏驻守此处的，是“开字营”，兵力只有一千出头，面对的对手却是两万多太平军。
那天清晨，太平军排成密密麻麻的长队，鼓声震天，旗帜如林。炮火一响，虹桥一线硝烟四起。程学启站在堑壕线后，亲自巡视阵地，见太平军攻势猛烈，干脆不再留在后方指挥，而是披挂上阵，“亲冒矢石”，带头冲到前沿。淮军此前未与太平军大规模交锋，许多士兵心里没底，把目光下意识投向这个个子不高、脸上带疤的长官。
战斗从白天打到日落，从日落打到夜半。太平军反复轮番突击，有的地方甚至贴到了壕边，被淮军拼刺刀硬挤了回去。程学启在阵地间穿梭，看到哪里快顶不住了，就亲自压上去。有士兵说：“程军门不退半步，我们也没理由退。”到了夜里，太平军伤亡累累，只得暂时退去。
虹桥一战，淮军伤亡不轻，却赢得了一个关键结果——太平军没有再轻视这支新来的部队。江南绅商也看到了希望，李鸿章在上海的地位随之稳固。此后几个月，北新泾之战、四江口之战接续展开，淮军配合洋枪队与地方团练，先后夺回青浦、嘉定、太仓、昆山、吴江、震泽等处。每一场硬仗，冲在最前面的，几乎总能看到“开字营”的旗号。
有意思的是，程学启的名声并非单靠勇猛。在军营中，他“爱将如命，挥金如土，杀人如草”这样的评语广为流传。所谓“爱将如命”，是说他舍得在后勤、赏银上给自己部下花钱；“挥金如土”，则指他不计较钱财，赏罚极重；至于“杀人如草”，说的则是他在对敌、对叛乱者上的极端狠辣。这样的评价落到曾国藩耳中，让他一时沉默许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此名将也。”态度，比早年完全不同。
到了同治二年七月，程学启率军直逼苏州城。苏州在太平天国后期，是李秀成的重镇，他用数年时间经营，在城内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忠王府，分兵恰当，打算长期与清军相持。城中守将谭绍光，是李秀成手下硬仗名将，号称“遇强愈勇”，并非容易对付的人物。
从八月起，苏州城下战火不断。李鸿章亲自坐阵苏州外围，调集淮军主力围城，又引入“常胜军”戈登协助，用洋枪炮配合进攻。然而城防毕竟坚固，太平军在城中构筑了多重防线，淮军攻城数次都吃了亏，一时陷入僵持。
就在双方焦灼之时，城内局势起了变化。纳王郜永宽与淮军副将郑国魁原是旧交，彼此之间尚有私人情分。在多轮秘密接触后，双方达成了一项致命默契：郜永宽愿意倒向淮军，但提出条件——必须杀掉谭绍光，以表决心。程学启参与了这场密谈，他与郑国魁、常胜军指挥官戈登乘小舟，在洋澄湖面会见郜永宽，密议叛降细节。
几天后，谭绍光在城内召集诸王、诸将开会商议战局。谁也没想到，会议尚未结束，郜永宽突然发难，当场挥刀将其斩杀。随后，苏州城下齐门大开，太平军大股部队出城投降。短短一日，坚城从“死战不退”变为“悉数投诚”，这一幕在当时震动极大。
程学启进入苏州城后，立刻提出一个主张：加强戒备，严控城中降军，严防反复，同时对核心骨干采取杀戮政策。这一态度，与他早年在安庆后失妻之痛不无关系。在他眼中，太平军已是“杀家之仇”，所谓“降者”，未必真心。李鸿章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。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极为血腥。大量太平军投降官兵被分批处决，苏州街巷、河道间到处可见尸体。据史载，当时城中血流漂杵，民间关于“苏州杀降”的传闻流传许久。无论如何评价这一事件，在淮军内部，程学启的“狠”得到了进一步确认。他不只是一个善打硬仗的指挥官，更是一位在关键时刻能做出极端决断的人。
对后来的清廷而言，苏州之战是压垮太平天国的关键一步。对程学启个人来说，这也是他军事生涯中最显眼的一笔。只是，辉煌与凶险往往紧挨在一起。苏州城下刚刚平定不久，他又被派往嘉兴，很快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
四、嘉兴城头一枪毙命：三十六岁封侯，留下“悍将”名号
同治三年正月，嘉兴成了新的焦点。相比苏州，嘉兴城墙薄弱一些，防务也不如苏州严密。但身处上海—杭州之间的要道位置，不容放过。李鸿章安排程学启率军进攻，希望尽快拿下，以巩固整个苏南战线。
战术上，程学启依然采用熟悉的老办法：地道爆破配合强攻。淮军工匠悄悄在城墙根部掏挖地道，往里堆放火药，待火候成熟，一声巨响，城墙一角塌落，城内尘土飞扬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只要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位“开字营大刀程”一定又要抢先冲上去。
行军打仗多年，他的习惯始终没变：每一战争取都做“第一人”。有时亲兵劝他稍微退在一点位置，便于统筹指挥，他往往不耐烦，说：“先进城再说，站后面看，不痛快。”这种风格，对于鼓舞士气是有用的，但风险也远超一般主帅。
嘉兴城下一战，就像运气耗尽。程学启率部攻入城缺，带头攀爬，近身与守军搏杀。就在混乱中，有太平军士兵抬起火枪，对准城下这位全身披挂、指挥若定的将领，扣动扳机。一声巨响过后，他当场中头部要害，倒在乱军之中。
战场上，往往来不及分辨谁是谁，只能先继续打完眼前这一仗。待嘉兴城局势渐稳，部下才将他匆忙抬下城，连夜送往苏州，希望能在军中寻得良医救治。可惜脑部重伤，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，已几无转圜余地。没过几天，这位淮军“第一悍将”在军营中气绝，年仅三十六岁。
消息传到李鸿章处，大营上下震动。失去一员主力将领，对于正处在用人紧缺阶段的淮军来说，无疑是重击。更何况，这个人在短短两三年间，从一个被曾国藩防着用的降将，成长为苏南战场上公认的“先锋旗手”。这样的角色，并不容易替代。
清廷方面很快给出了官方评价。朝廷下旨褒恤，追授“忠烈”谥号，赏给骑都尉兼一云骑尉的荣典，再加封三等轻车都尉，三爵合并为三等男爵，由其子程建勋承袭。这一套封赏，看上去礼遇颇隆，反映的，是朝廷对淮军体系、对李鸿章集团的重视，也是对程学启战功的肯定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封号“忠烈”，在清代并非轻易可得。一个早年投身太平军、后来又投奔湘军的人，最终能被朝廷以“忠烈”二字相赠，本身就是一种微妙的反差。站在国家政权的角度看，他是对清廷忠心作战，屡立军功的柱石；站在地方百姓的角度看，他参与过屠城、杀降，铁血决断未必人人赞许。形象并不单一，褒贬不一，却也更显出那个时代的复杂。
程学启死后，淮军并未因失去一员猛将而停步。战线继续向前推进，太平天国的地盘不断被蚕食。淮军内部，很快有新的悍将冒头，其中最典型的，就是后来在台湾抗法、名动一时的刘铭传。有人说，刘铭传在淮军中的后起之秀位置，很大程度上是“接过了程学启的旗子”，继续扮演那个冲锋陷阵、不怕死的角色。
回头看程学启的一生，从1829年出生到1864年前后战死，仅仅三十多年的光景，折射出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军旅人物的一个典型轨迹：出身卑微，少年失怙，因乱世得以入军；在太平军中立功封爵，又在安庆一役被逼出城投湘军；在曾国藩门下郁郁不得志，转投李鸿章后却如鱼得水；临了，又在攻城中倒在敌军枪口之下。
他的一生，既没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布局，也没有儒将式的文名，只有一条几乎不曾改变的线索：打仗卖命，冲在前头。曾国藩早年确实看不上他，但后来不得不承认其为“名将”；李鸿章则在淮军成军之初，就把他当作压阵悍将。两种态度，一前一后，对比之下，颇有意味。
这种命运安排，也让人看到一个现实：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，出身、名望固然重要，但决定一个人位置的，往往是是否能在战场上拿得出手。程学启这个名字，今天已远不如曾国藩、李鸿章那样为人熟知按月配资开户，却在安庆、苏州、嘉兴这几处地名背后，留下了难以忽略的身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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